震怒！校長竟長年奸汙多名女生，曾被媒體評為500多人的爸爸
劉愛葉，57歲。
曾經的他，是湖北隨州某所技校的老師，2010年9月，他拿出自己的積蓄，創辦了隨縣博愛特殊教育學校。
他，曾被媒體大力宣傳，是國內知名的“愛心人士”，被媒體稱為500多個殘障兒童的“爸爸”。
殊不知，頭上頂著“博愛”兩個字的他，背後竟然是個強奸學生的畜生。
2022年5月，劉愛業因“猥褻女童”被捕，由此才緩緩揭開他長達四年奸汙學生的歷史。
陳思思(化名)的家人，因為看到媒體對劉愛業事跡的報道，所以把自己的女兒送進他創建的學校。
2018年9月，陳思思還差1個月滿14歲。
校長叫她到辦公室，送她壹份“禮物”——強奸了劉思思。
此後，劉愛業多次讓她來辦公室，緊閉住大門，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滿足他的戀童癖。
或許因為校長情有獨鐘，偶爾也會開車搭她到不同地方，或是偏僻的地點，或是高架洞下。
陳思思的噩夢，持續了接近4年，直到2022年5月。
警方帶陳思思去做身體檢查，她的胸罩內面布料檢測出劉愛業的DNA，這，才坐實劉愛業的罪行。
有相同遭遇的，不僅只有陳思思，博愛學校的不少女生，也表示曾經被校長摸過、脫掉褲子……
萬萬沒想到，曾被媒體稱為500名學生的爸爸，這下真變成學生的“爸爸”。
劉愛業的罪行被揭發後，博愛學校停辦。
事發壹年後，有人發短信辱罵陳思思，指責陳思思汙蔑劉愛業的事業，導致學校停辦，使得其他孩子無學可上。
學校發生強奸案並不少見，而是壹個不容忽視的社會亂象。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光是2018年到2022年，起訴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就得到13.1萬人。
最高檢的副檢察長童建明在2023年3月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近五年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萬人，年均上升3.6%。
受害兒童主要是中小學年齡段，占比達到83.95%。
性侵兒童案件，主要是熟人作案，比例高達87.87%,其中，教師和教職工這個群體占比很高。
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僅是公開的。
還有更多受到性侵的女童，至今仍藏在桌子底下。
因為性侵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多遭受侵害的女童，受限於與老師的關系、自身的發育程度，許多女生不敢告知家人，繼續忍受被惡魔淩虐。
有許多家長就算知道，出於名聲的考慮，往往選擇低調處理。
以上壹系列的原因，導致公開的數據，比實際情況要少得多。
不僅是未成年的女童，哪怕是成年的女性，根據《危險的熟人》這本書，也有25%以上的人遭遇過強奸或強奸未遂。
妳的女兒，或是妳認識的女性，說不定曾經就遭遇過性侵犯。
老師自古以來在東西方文化具有很高的地位，我國自不用說，老師承載“傳道、授業、解惑”的崇高使命，老師是道的載體。
西方則因為教會占據主導地位，知識的壟斷權掌握在教會手中，神父自然受到萬人崇拜。
現在有些教師道德淪喪，猥褻強奸學生的事屢見不鮮。
這是因為，曾經知識只掌握少數人手中，掌控知識的老師，為了自身的名聲，自然要對自己有更嚴格的道德要求。
如今知識大眾化，教師往職業化方向發展，教師隊伍壯大的過程中出現魚龍混雜的現象。
如果要減少教師強奸學生案件發生，要從加重違法成本+提高教師入職門檻+清除敗類這三大方面入手。
在我國，強奸壹般只判5年左右。
如果性侵的是未成年人，或者影響惡劣，最高可以判死刑。
不過從中位數來看，判個3到5年是普遍現象。
例如劉愛業從2018到2022年這4年時間，在校長辦公室、學生集體宿舍等場所奸汙多名未成年學生，卻只判3年6個月。
正是因為性侵案難以取得證據，在法院的判處中，結果往往有利於施害者。
博愛學校的幾名受害者家屬認為“判得太輕”，向檢察院提交抗訴申請，但是被檢察院拒絕。
如果法院的判處太輕，性侵的違法成本過低，難以震懾潛在的加害者，未來或許有更多女性遭遇強奸。
幸好，我國已經建立教職員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凡是涉嫌強奸、猥褻的人，理論上都不準從事與在校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
既然有了這個制度，只要嚴格執法，或許就能大大減少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從事教師行業。
要讓性侵案真正消失，少不了我們每個人的聲援。
當受害者家屬頂住旁人的指點，堅持上訴，我們應該給予支持，而不是抱著“家醜不可外揚”的態度對受害人及其家人指指點點。
他們的抗訴，是為我們每個人的後代(如果有的話)爭取壹個良好的校園環境，也是推動創建壹個對女性安全、友好社會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