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封鎖不是違反條約的嗎

從柏林危機爆發的過程來看，蘇聯強硬地封鎖柏林的交通無疑是引爆危機的直接的催發劑。令人驚訝的是，蘇聯采取封鎖柏林這種重要行動時，它開始時提出的理由竟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技術原因”。這種幼稚的手法似乎註定了蘇聯在以後同西方國家的較量中必然要處於下風。7月3日，美英法三國軍事長官會見了索科洛夫斯基，向他建議由西方提供技術幫助恢復柏林交通。索科洛夫斯基當然拒絕了這種幫助，因為本來就不存在這種所謂的技術困難。同時他道出了封鎖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六國倫敦會議和造成蘇占區經濟混亂的西占區貨幣改革。他還明確表示，他“不能保證當現在的技術障礙排除時，不會出現新的這方面的障礙”。 雖然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危機中尖銳地對抗著，但雙方都沒有也不敢下決心走向武裝沖突。7月6日，美英法三國各自照會蘇聯。7月14日蘇聯復照三國。雙方除了相互提出指責外，都表示願意進行談判。美國等表示可以就柏林管理的分歧問題進行談判。但強調談判只能在封鎖解除後進行。[22] 但是蘇聯認為談判不能僅僅限於柏林管制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不能與四大國管制德國的總問題分開的。[23] 7月31日，莫洛托夫在與美英法三國大使會談時明確表示，“蘇聯政府認為，把討論柏林問題與四方***同管制德國問題分割開來是不可能的。” 8月2日，斯大林在會見三國大使時非常清楚地闡明了蘇聯在柏林危機中的立場和觀點。斯大林認為，是西方國家在柏林發行的B記馬克和倫敦會議的決定引起了蘇聯所采取的封鎖柏林交通的措施。因此如要蘇聯取消封鎖，西方國家就必須：第壹，廢除B記馬克，代之以蘇占區通用的德國馬克；第二，西方國家應當作出保證，執行倫敦會議的決定將推遲到四國代表會晤並就所有涉及德國的基本問題達成協議的時候。[25] 由於西方國家大使不願意就停止執行倫敦會議決定作出保證，斯大林不再要求將這壹點作為取消封鎖的條件，但是他要求把蘇聯政府關於推遲解決西德政府問題的要求記錄下來。西方代表同意蘇占區德國馬克在柏林流通和收回柏林西區的B記馬克。條件是，在采取這壹措施的同時，取消對柏林和西占區之間的交通限制。 但是，蘇聯的立場實質上仍然沒有發生變化。1948年8月7日，聯***(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蘇聯方面關於蘇美英法四國會談的聯合公報草案。蘇聯的草案規定，將於8月15日廢除在西占區宣布貨幣改革後對德國西占區和柏林之間的客運和貨物運輸實行的雙向限制。與此同時，蘇占區的德國馬克應成為柏林的唯壹貨幣，由蘇占區的德國發行銀行調節整個柏林的貨幣流通。草案還規定，近期內召開四國外長會議或四國代表的單獨會談“以討論涉及柏林的未決問題和涉及與整個德國的其它未決問題”。最讓西方國家所不能接受的是草案中的下面壹段內容：“在四國代表的談判中討論了蘇聯政府希望推遲實施倫敦會議關於建立西德政府的決定直到上述四國代表會議產生結果時的問題。為此，西方三國代表表示，三國政府暫不處理建立西德政府的問題。” 1948年9月1日，在西占區召開的制定西德憲法的議會清楚地反映了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對立場。 但是西方國家在貨幣問題上還是作出了讓步和妥協。根據在莫斯科制定的四國政府協議，建立了由四國駐德軍事長官組成的財政委員會以監督實行有關在柏林發行統壹貨幣的措施。9月1日~7日，在柏林召開的四國軍事長官會議討論了財政委員會的職能和權限問題。莫洛托夫在給本國代表的指示中說，不能從在莫斯科達成的決定特別是關於擴大財政委員會權力的決定上退讓。美國駐蘇聯大使史密斯表示，“在除了有關柏林的其它問題上，法國、英國和美國代表沒有任何擴大財政委員會對德國發行銀行實行監督的意圖。”他還說，“三國代表始終承認，對財政委員會的監控不應當破壞蘇聯當局對蘇占區貨幣流通的責任。” 但是蘇聯在談判中沒有抓住這壹機會與西方國家達成妥協，而是拖延談判，坐等“空中橋梁”行動失敗後西方國家最終屈服和讓步。有關“空中橋梁”遇到困難和即將失敗的情報顯然誤導了蘇聯政府。如，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蘇聯代表團成員拉季阿尼的報告就很有代表性。他敘述了他於1948年11月20日同聯合國新聞署副署長奧登(法國人)的談話。他說，壹位奧登非常熟悉的美國代表團成員告訴奧登，“柏林的‘空中橋梁’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美國軍方認為，目前正值冬季，飛行條件極為復雜，全體人員都已疲憊不堪，以至於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讓飛行員繼續飛行。物質方面的損耗非常快。這位美國代表團成員說，美國軍事指揮部和國務院擔心近期內‘空中橋梁’的作用將很快喪失。” 但是，蘇聯對柏林的封鎖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逐漸朝著不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第壹，柏林危機爆發後，柏林作為四國***管的的單壹城市的地位已經維以維持。1948年12月，柏林終於分裂各自為政的東西柏林兩部分，各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貨幣體系。這種情況的出現似乎更有利於美國等 西方國家，因為在去除了四國***管柏林的空殼後，西方國家警告了在西柏林不受蘇聯束縛的自由行事的機會。第二，最重要的是，美英的“空中橋梁”產生了顯著的效果。到1949年春天，美國向西柏林空運的物品達到了平均每天8000噸的水平，這與封鎖前美英通過水陸交通運送給西柏林的物品基本上持平了。第三，美英的反封鎖對蘇占區和東柏林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由於反封鎖，蘇占區和東柏林無法從西占區和西柏林等到其所需要的商品，尤其是煤和鋼等重工業原料。而蘇占區的經濟體制基本上就是以重工業為主的蘇聯經濟模式的翻版。這就使 蘇占區受到了反封鎖的嚴重打擊。蘇占區和東柏林的許多企業甚至被迫關閉。由此而引起的失業加劇了社會局勢的動蕩和緊張，東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事件頻頻發生。美占區軍事長官克萊說，“可以肯定，我們的反封鎖對東德所造成的損害要大於西德。” 這確實並非誇大之詞。 局勢的這種演變，是蘇聯始料未及的。蘇聯發現，在封鎖與反封鎖的較量中，它已明顯處於下風。這就迫使蘇聯在柏林危機的談判中作出最後的讓步。1949年1月底，斯大林終於表態了。他在答記者問中說，如果美英法國同意把建立西德國家推遲到研究整個德國問題的外長會議召開的時候，蘇聯不認為取消交通限制有什麽障礙。 這是蘇聯方面在談到解除柏林封鎖時第壹次沒有把它同糾纏不清的柏林貨幣問題聯系起來。實際上已接近無條件解除封鎖，因為推遲而不是取消建立西德，對西方國家來說，已經無關宏指。從2月中旬開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傑賽普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就柏林問題進行談判。在這期間，蘇聯采取了壹系列走向解除封鎖的措施。蘇聯恢復了對西柏林的電力供應，放回了扣押在蘇占區的4000節車廂。4月，蘇占區甚至已編制了包括西占區列車運行在內的火車時刻表。尤其耐人尋味的是，3月29日，蘇聯駐德軍事長官索科洛夫斯基調任國防部副部長，其原職由崔可夫將軍取代。索科洛夫斯基在柏林危機期間，壹貫采取強硬立場，他的離職表明了蘇聯立場的變化。 1949年5月5日，蘇、美、英、法四國終於達成了協議。協議宣布自5月12日起，取消從1948年4月1日起實施的封鎖和反封鎖。根據協議的規定，四國於5月23日在巴黎召開了外長會議。但除了肯定解除封鎖外，沒有任何具體成果。而壹場柏林危機的最終結果是形成了兩個德國的分裂局面。 從協議的內容來看，蘇聯和西方國家雖然同時取消封鎖和反封鎖，但是西方國家的反封鎖本來就是蘇聯封鎖的副產品。因此，較量的結果並不是打個平手，而是率先采取封鎖的壹方——蘇聯的失敗。封鎖了壹年多，蘇聯既沒有阻止西德國家的建立，亦未能把西方國家趕出柏林，倒使自己嘗到壹些苦果。 柏林危機雖然結束了，但是它卻強化了冷戰的局面，加快了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形成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其壹，危機加強了美國同歐洲國家的政治軍事聯系和合作，促進季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和影響。正是在危機期間，美國以對付蘇聯的挑戰為名，於7月中旬使英國同意美國在其領土上部署60架B—29戰略轟炸機。其二，危機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過程。早在封鎖前，美國根據它的對外戰略，就明確表示支持建立西方聯盟。1948年3月，英、法、荷、比、盧五國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之後，美國便開始同布魯塞爾條約成員國討論建立大西洋安全體系問題。美國提議要把北歐的挪威、丹麥、瑞典和冰島作為“墊腳石”國家也納入大西洋安全體系中。但要實現這壹設想並非易事。因為北歐國家長期奉行和平主義和中立主義的政策。1948年1月，當英國呼籲建立西方聯盟時，北歐國賓的反應極為冷淡，甚至“公開宣稱它們不會參加壹個為俄國所譴責的計劃”。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已使它們對蘇聯的恐懼增加了。而蘇聯封鎖柏林，更使它們感受到了蘇聯的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最後除了瑞典繼續保持中立外，挪威、丹麥和冰島均加入了北約組織。由於柏林封鎖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帶來的危機感，促使它們加快了籌建北約的步伐。在達成解除封鎖協議的壹個月之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脫胎問世了。後來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道，“俄國在柏林問題上所表現的粗暴和野蠻……導致最後討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約組織的建立當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外戰略的產物，但是蘇聯挑起危機的不當行為，起碼也是加快北約組織產生進程的因素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