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創造經濟奇跡 但為何文化沒有崛起？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盡管人均國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從哪壹個角度來說，中國已經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有沒有文化上的崛起？顯然沒有。中國崛起了，經濟生活富裕起來了，但既沒有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也沒有使得本國的老百姓更幸福。 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氣。不過，這種現象實際上很容易理解。人們必須提問，除了經濟實力之外，中國還能提供什麽呢？能夠提供給老百姓壹種道德生活嗎？能夠提供給國際社會壹種可供選擇的文化或者價值嗎？ 答案是顯然的。從內部說，經濟上的崛起已經導致了全社會的道德危機。盡管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舊道德體系的解體，新道德體系又是怎樣的呢？沒有道德體系，社會難以生存。從外部來說，缺乏壹種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體現的價值體系，經濟崛起往往被視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壹種威脅。中國也意識到了這點，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銷自己的文化。沒有新的思想和價值，只好求助於孔子，辦孔子學院；而孔子學院又被簡化成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無論是辦孔子學院的人還是從事其它媒體傳播的人都不知道，他們要傳播什麽樣的文化和價值。 王賡武先生把今天中國的崛起稱為第四次崛起。歷史上，中國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認為地區最強大的國家，因此人們也把中國的再次崛起稱為"復興"。既然中國崛起過，人們可以從崛起的歷史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諸如國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據王先生的看法，第壹次崛起是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即從秦朝統壹中國到漢朝。在漢朝，中國的影響力到了朝鮮半島和東南亞部分地區。漢朝周邊的很多國家進口漢朝的商品和技術，主要是絲綢、紙張、陶瓷以及陸軍和海軍技術。在這個階段，中國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經濟和文化。 漢之後的400多年裏，中國四分五裂為幾個動蕩不安的小國。但7世紀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國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響力傳播到了日本和東亞其它地區，維持了近300年，這時的中國完全不同於漢朝。唐朝的強大和其外在影響得益於其高度的開放。唐朝不僅文化上開放，政治上也開放，被西方學者稱為"開放的帝國"。佛教的傳播和北方遊牧部落在中原定居，這兩種影響的強大混合力塑造出了壹個新的國家，顯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開放也迎來了壹個貿易和工業不斷增長的時代。來自遙遠國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帶來的新東西，不僅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而且對中國文化做出了貢獻，由此造就了壹個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全盛時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國由此實現了第三次崛起，持續了約400年。這期間，儒家思想重新被確立為統治者的正統思想。這與前兩次相比要遜色得多，因為中國的政治文化開始變得十分保守。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國家江河日下。盡管明朝加強防禦，仍不斷遭到來自周邊的侵襲，並最終被滿族人所征服。雖然建國之初的清朝非常強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後的統治中卻更多地延續了明朝的保守和閉關鎖國政策，最終衰落下去。1840年，強大的英國進攻中國時，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已沒有還手之力了。 缺乏創新氣魄的崛起 今天中國的崛起，至少到目前為止，並不像漢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沒有漢那樣的制度創新，也沒有唐朝那樣的開放和文化崛起。唯壹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經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軍事力量的增強。盡管經濟因為全球化而變得相當開放，文化基本上還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在拒絕接受普世價值的同時，又沒有內部的文化創造力。 今天中國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復明朝的悲劇，即在國家真正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明朝在體制和思想上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失去了成為壹個海洋國家的機會。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紀的開端。當時中國無論從國家還是社會，都比任何國家都具備成為海洋國家的能力。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能力的象征，而在東南沿海"異常猖獗"的"海盜"，則是民間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沒有思想的創新和制度創新，王權庇護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殺了中國通往海洋國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對壹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遠遠被低估。漢唐的崛起在於文化，其最終衰落也在於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對經濟甚至政治產生嚴重的制約。從內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會有制度上的創新，最終必然導致封閉和衰落。從外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價值觀。如果光有經濟上的崛起和與之相關的軍事化，就會被視為是"霸道"和"威脅"，從而惡化國際關系環境。 文化沒有隨著經濟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聯。盡管人們可以觀察到經濟和文化同時崛起的案例（漢唐），但也可以觀察到經濟崛起沒有導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經濟崛起和文化崛起並不存在必然關聯，兩者不是同壹件事情。即使是沒有經濟上的崛起，同樣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很多偉大的思想和文化創造，都是在極其貧困狀況下進行的。 文化崛起三個非經濟因素 文化創造和政府分權、文化開放、文化人獨立這三個非經濟因素更為相關。三個因素中存在其中壹個，可以決定文化創造的出現。分權和開放導致文化的崛起，這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歷史上，每次分權狀態出現，尤其是皇權衰落的時候，文化倒是呈現出復興的情景。今天的人們並不希望通過國家政權衰落來獲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們大多希望國家政權的強大。壹個強大的國家需要壹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的支撐。但分權和文化崛起之間的關系，的確說明了國家政權什麽該管、什麽不該管的問題。 中央集權和文化衰落也沒有必然的聯系。明朝的集權模式導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權模式則走向了文化崛起。為什麽？壹是不同的集權模式，二是開放。明朝政權深入文化領域，國家政權掌控了文化，同時明朝又實行文化上的"閉關鎖國"。唐朝國家政權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領域，唐朝的文化領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會"。同時，唐朝是壹個開放的帝國，在文化全面向外開放的同時，能夠把外來的文化整合進自身的主體文化。 壹個更為關鍵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獨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獨立的，沒有什麽因素，包括專制和貧窮，可以阻止文化的創造。俄國是典型的例子。無論是沙皇還是***產主義專制，都沒有阻止俄國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俄國知識分子在專制下創造出輝煌的文學藝術、哲學思想。中國的文化人沒能在專制下進行文化創造，與文化人對政府的高度依賴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西方稱之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即把思維創造作為終生職業的社會群體。 很顯然，要實現中國文化崛起，關鍵在於調整政治和文化的關系。政府從來就不是文化創造的主體。要政府來創造文化純屬烏托邦。這並不是說政府和文化創造沒有任何關系。恰恰相反。在中國的環境中，政府決定了文化創造的成敗： 第壹是政府權力的邊界。唐朝的政府邊界沒有對文化創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則扼殺了文化創造。今天中國的政府邊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權力涉足到文化領域的每壹個角落。多年來，這些部門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淪落成為壹種簡單的控制機制。政治權力對文化領域的全覆蓋，也導致了文化領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創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麽和反對什麽，都會對文化崛起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國際層面，政府的政策在於開放還是封閉。開放導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閉導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國的現象是，政府太多的資源被用於控制，太少的資源用於創新。即使投入創新的資源，也是政府認可的文化領域。但現實是，在任何社會，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創新。 在中國最荒唐的現象是，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支持經常走向反面，導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業的衰落。佛教領域是典型的例子。無論從政策上還是資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發展，結果導致了佛教內部的大面積的腐敗。文藝、文學等文化領域也同樣。其實，政府的支持使得這些領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邏輯很簡單：壹旦這些群體可以通過依附政府生存，他們就失去了進步的動力，結果必然是衰敗。其他國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業，但壹定是通過放權讓專業人士來做。這種放權的方法不見得會導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會導向衰落。在中國，政府也會放權，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過政治方法來達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導致了雙輸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導致大部分人對鄭永年：中國創造經濟奇跡，但為何文化沒有崛起？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盡管人均國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從哪壹個角度來說，中國已經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有沒有文化上的崛起？顯然沒有。中國崛起了，經濟生活富裕起來了，但既沒有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也沒有使得本國的老百姓更幸福。 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氣。不過，這種現象實際上很容易理解。人們必須提問，除了經濟實力之外，中國還能提供什麽呢？能夠提供給老百姓壹種道德生活嗎？能夠提供給國際社會壹種可供選擇的文化或者價值嗎？ 答案是顯然的。從內部說，經濟上的崛起已經導致了全社會的道德危機。盡管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舊道德體系的解體，新道德體系又是怎樣的呢？沒有道德體系，社會難以生存。從外部來說，缺乏壹種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體現的價值體系，經濟崛起往往被視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壹種威脅。中國也意識到了這點，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銷自己的文化。沒有新的思想和價值，只好求助於孔子，辦孔子學院；而孔子學院又被簡化成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無論是辦孔子學院的人還是從事其它媒體傳播的人都不知道，他們要傳播什麽樣的文化和價值。 王賡武先生把今天中國的崛起稱為第四次崛起。歷史上，中國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認為地區最強大的國家，因此人們也把中國的再次崛起稱為"復興"。既然中國崛起過，人們可以從崛起的歷史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諸如國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據王先生的看法，第壹次崛起是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即從秦朝統壹中國到漢朝。在漢朝，中國的影響力到了朝鮮半島和東南亞部分地區。漢朝周邊的很多國家進口漢朝的商品和技術，主要是絲綢、紙張、陶瓷以及陸軍和海軍技術。在這個階段，中國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經濟和文化。 漢之後的400多年裏，中國四分五裂為幾個動蕩不安的小國。但7世紀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國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響力傳播到了日本和東亞其它地區，維持了近300年，這時的中國完全不同於漢朝。唐朝的強大和其外在影響得益於其高度的開放。唐朝不僅文化上開放，政治上也開放，被西方學者稱為"開放的帝國"。佛教的傳播和北方遊牧部落在中原定居，這兩種影響的強大混合力塑造出了壹個新的國家，顯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開放也迎來了壹個貿易和工業不斷增長的時代。來自遙遠國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帶來的新東西，不僅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而且對中國文化做出了貢獻，由此造就了壹個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全盛時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國由此實現了第三次崛起，持續了約400年。這期間，儒家思想重新被確立為統治者的正統思想。這與前兩次相比要遜色得多，因為中國的政治文化開始變得十分保守。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國家江河日下。盡管明朝加強防禦，仍不斷遭到來自周邊的侵襲，並最終被滿族人所征服。雖然建國之初的清朝非常強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後的統治中卻更多地延續了明朝的保守和閉關鎖國政策，最終衰落下去。1840年，強大的英國進攻中國時，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已沒有還手之力了。 缺乏創新氣魄的崛起 今天中國的崛起，至少到目前為止，並不像漢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沒有漢那樣的制度創新，也沒有唐朝那樣的開放和文化崛起。唯壹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經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軍事力量的增強。盡管經濟因為全球化而變得相當開放，文化基本上還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在拒絕接受普世價值的同時，又沒有內部的文化創造力。 今天中國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復明朝的悲劇，即在國家真正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明朝在體制和思想上的閉關鎖國，使得中國失去了成為壹個海洋國家的機會。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紀的開端。當時中國無論從國家還是社會，都比任何國家都具備成為海洋國家的能力。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能力的象征，而在東南沿海"異常猖獗"的"海盜"，則是民間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沒有思想的創新和制度創新，王權庇護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殺了中國通往海洋國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對壹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遠遠被低估。漢唐的崛起在於文化，其最終衰落也在於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對經濟甚至政治產生嚴重的制約。從內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會有制度上的創新，最終必然導致封閉和衰落。從外部來說，沒有思想的產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價值觀。如果光有經濟上的崛起和與之相關的軍事化，就會被視為是"霸道"和"威脅"，從而惡化國際關系環境。 文化沒有隨著經濟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聯。盡管人們可以觀察到經濟和文化同時崛起的案例（漢唐），但也可以觀察到經濟崛起沒有導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經濟崛起和文化崛起並不存在必然關聯，兩者不是同壹件事情。即使是沒有經濟上的崛起，同樣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很多偉大的思想和文化創造，都是在極其貧困狀況下進行的。 文化崛起三個非經濟因素 文化創造和政府分權、文化開放、文化人獨立這三個非經濟因素更為相關。三個因素中存在其中壹個，可以決定文化創造的出現。分權和開放導致文化的崛起，這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歷史上，每次分權狀態出現，尤其是皇權衰落的時候，文化倒是呈現出復興的情景。今天的人們並不希望通過國家政權衰落來獲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們大多希望國家政權的強大。壹個強大的國家需要壹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的支撐。但分權和文化崛起之間的關系，的確說明了國家政權什麽該管、什麽不該管的問題。 中央集權和文化衰落也沒有必然的聯系。明朝的集權模式導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權模式則走向了文化崛起。為什麽？壹是不同的集權模式，二是開放。明朝政權深入文化領域，國家政權掌控了文化，同時明朝又實行文化上的"閉關鎖國"。唐朝國家政權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領域，唐朝的文化領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會"。同時，唐朝是壹個開放的帝國，在文化全面向外開放的同時，能夠把外來的文化整合進自身的主體文化。 壹個更為關鍵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獨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獨立的，沒有什麽因素，包括專制和貧窮，可以阻止文化的創造。俄國是典型的例子。無論是沙皇還是***產主義專制，都沒有阻止俄國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俄國知識分子在專制下創造出輝煌的文學藝術、哲學思想。中國的文化人沒能在專制下進行文化創造，與文化人對政府的高度依賴有關。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西方稱之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即把思維創造作為終生職業的社會群體。 很顯然，要實現中國文化崛起，關鍵在於調整政治和文化的關系。政府從來就不是文化創造的主體。要政府來創造文化純屬烏托邦。這並不是說政府和文化創造沒有任何關系。恰恰相反。在中國的環境中，政府決定了文化創造的成敗： 第壹是政府權力的邊界。唐朝的政府邊界沒有對文化創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則扼殺了文化創造。今天中國的政府邊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權力涉足到文化領域的每壹個角落。多年來，這些部門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淪落成為壹種簡單的控制機制。政治權力對文化領域的全覆蓋，也導致了文化領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創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麽和反對什麽，都會對文化崛起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國際層面，政府的政策在於開放還是封閉。開放導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閉導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國的現象是，政府太多的資源被用於控制，太少的資源用於創新。即使投入創新的資源，也是政府認可的文化領域。但現實是，在任何社會，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創新。 在中國最荒唐的現象是，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支持經常走向反面，導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業的衰落。佛教領域是典型的例子。無論從政策上還是資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發展，結果導致了佛教內部的大面積的腐敗。文藝、文學等文化領域也同樣。其實，政府的支持使得這些領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邏輯很簡單：壹旦這些群體可以通過依附政府生存，他們就失去了進步的動力，結果必然是衰敗。其他國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業，但壹定是通過放權讓專業人士來做。這種放權的方法不見得會導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會導向衰落。在中國，政府也會放權，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過政治方法來達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導致了雙輸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導致大部分人對政府高度依賴，結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對那些想保持壹些獨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發展，唯壹的辦法就是和政府對抗，造就了另外壹種與政府相對立的文化，也是壹種過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戰政治現狀成了這個群體文化創新的重要資源。很容易理解，這樣的文化創新（無論是宗教還是藝術和文學）在中國本身不被政府接受，還會經常受到排擠，而在西方則被人們所叫好，把此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崛起。如果從壹個客觀立場來看，無論是政府自己所從事的文化創造，還是為了反政治現狀而從事的文化創造，都很難走向文化的崛起。 實際上，無論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還是反政治現狀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約著中國的文化崛起。政治本來應當只是社會的很小壹部分，社會大部分空間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權和專制，只要政治權力具有邊界，文化創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創造空間。 毋庸置疑，如果中國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壹的辦法就是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把文化從政治中解放出來，從官僚體制中解放出來，把文化人從政治官僚過程中解放出來。只有"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中國的文化才能崛起。 作者鄭永年，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作者：鄭永年 (編輯：文靜) 關鍵字： 鄭永年 中國經濟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