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衛文麿的人物事件
僅僅壹個多月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就發生了。近衛在手記中覺得“我方有點可疑”。由於陸軍參謀本部第壹部長石原莞爾和陸軍省柴山兼四郎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動，近衛內閣也在9日內閣會議上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處理方針。但是在陸相杉山元已經參謀本部軍事課長田中新壹和第三課長武藤章的要求下，內閣於11日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向華北增派關東軍兩個師團，駐朝鮮陸軍壹個師團，從日本再派兩個師團。當時對此執慎重論的只有米內光政海相壹個人。
當天晚上近衛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財界、評論界人士吹風，將這次事件定名這“北支事件”，表明了處理此事件的強硬姿態，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第二天大藏相賀屋興宣和內相馬場瑛壹紛紛在報紙上發表談話，鼓吹對華強硬。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時在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正與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簽訂停戰協定。這種增兵的強硬態度必然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硬政策。國民政府的中央軍迅速北上，大戰壹觸即發。這時他也曾經劃策過同蔣介石的高峰會談，也試圖向國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擔心可能損害日本的國際形象而作罷。 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對侵華戰爭蓄謀已久，近衛就曾多次提出“華北經濟開發”對日本的意義。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侵華戰爭不斷擴大。7月底，北平，天津淪陷，29軍副軍長佟麟閣戰死。8月7日、近衛內閣召開四相會議，決定“大陸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區應為河北－察哈爾區和上海”。8月13日，中國軍隊開始圍攻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應海軍要求，陸軍向上海增派兩個師團。8月15日近衛在發表事實上拋棄了當初的“不擴大方針”的“膺懲暴（戾的）支（那）”聲明。飛機開始展開越洋轟炸。為確保侵略戰爭的進行，近衛內閣加強了國內的法西斯統治。9月3日，近衛將北支事變改稱支那事變。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向國民灌輸“盡忠報國”，“征服世界”等法西斯思想。10月，設立旨在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企劃院，制定《重要工業統制法》、《軍需工業動員法》等法令，促使整個國民經濟為戰爭服務。10月15日，近衛從工商巨頭、軍人和議會政黨中選出10名最有勢力的人物作為臨時閣員－－參議。11月22日，組成包括首相在內的指導戰爭的大本營。
盡管近衛標榜舉國壹致，但實際上他連內閣都難以做到壹致，隨著日軍在戰場上的赫赫戰功，軍部勢力越發猖獗，時常使近衛感到有被架空的感覺，他曾對秘書原田熊雄抱怨“陸軍大臣杉山元靠不住，有時向天皇自嘲說：‘我這樣的人完全像時裝模特兒，什麽都不讓我知道，卻被牽著鼻子走，這實在叫人為難，真對不起。’”近衛打算籠絡軍部、財政界的頭面人物，以突出內閣的領導作用，但收效不大。在攻占南京之前，近衛試圖憑武力壓蔣介石投降，通過德國駐華大使展開陶德曼調停，因為條件並不苛刻，只是擴大了在華北和上海的非武裝區，蔣介石聽取了軍事將領的報告後轉告德國大使，宣布接受日本條件議和。 單單指責近衛大概有些過於殘酷。在容忍軍部獨斷專行的背後存在著統帥權問題。據曾擔任近衛內閣書記官長的風見章所寫《近衛內閣》披露，內閣為了幹預統帥權曾想過各種各樣的方案。如果能夠實現的話，通過修改憲法規定“建立掌管統帥權與國務的內閣制度”是最佳選擇，但“永不磨滅的大典”--明治憲法是不可能有何改動的。第二種方案是將除陸、海相以外的閣僚降格為各省長官，由首相指定幾名在海內外有壹定聲望的人來擔任。但由於近衛對是否能找到有能力的人材沒有信心，這個方案也被束之高閣了。第三種方法是設置有首相參加的大本營。由於陸軍的反對做了壹些妥協，最後以設立大本營與內閣間的聯絡會議為名得到陸軍認可。1937年11月20日，在宮中設置了大本營。在這個過程中近衛和其周圍的人有意放風說近衛要辭職，陸軍反而提出“現在近衛辭職不好辦”。這也是他為獲得對統帥權的幹預權面使出的壹個手段。但是近衛認為“政戰壹致”的想法有些不合實際。
1938年5月占領徐州後，近衛對陸軍的壓力作出反彈，將強硬派領導人陸相杉山元和外相廣田趕出內閣，起用對軍部有影響力的板垣征四郎任陸相，宇垣壹成任外相，荒木貞夫任文相。企圖恢復對內閣的領導能力，但這三個也不是什麽和平分子。對於日軍而言，戰爭的接連勝利進壹步激發了軍隊對中國的蔑視和對武力的狂熱。早在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大本營就開始研究所謂“攻占漢口作戰”。日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對於攻占武漢的建議是:從歷史看，只要攻占武漢，就能支配中國，通過武漢會戰，可以做到以武力解決中國事變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漢，即可以把蔣政權逐出中原，“使蔣政權降為地方政權”。1938年3月31日，近衛內閣公布戰時法律“國家總動員法”，動員全國人力物力為法西斯的總體戰效勞。1938年5月徐州會戰壹結束，日本方面即決定於當年秋季進行“漢口作戰”:所有在中國大陸作戰的部隊停止回國調動，國內繼續動員增兵40萬人，並拿出32.5億日元的作戰費用預算。 日軍規模龐大的“漢口會戰”的另壹個目的，正如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武漢會戰前的禦前會議上所說，為了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的壹擊，迫使中國投降，不願再見到“帝國雄獅百萬受制於中國”。為此，日本“陸軍為漢口作戰傾註了全力，沒有應變之余力”。連用以進攻武漢的10個師團都是當年開始擴編的。據戰後發現日軍文件證明，連日本本土僅留的壹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增援武漢會戰。
“中國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壓迫到最後限度。”蔣介石由此在中央廣播電臺發表講話，誓言“中國軍隊為了民族之生存，決心在武漢地區與日軍決壹死戰”。國民政府調集全部海空軍以及陸軍120個師總兵力約11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直接指揮。然而與淞滬、南京會戰不同的是，蔣介石在1938年2月發表的《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中稱:“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因興亞院總裁宇垣遭到軍部排擠，九月末突然辭職，近衛想通過改組內閣控制軍部的目的落空。近衛開始認真考慮總辭職問題。同年10月，日軍占領廣州、武漢後，中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日軍的速決戰美夢破產了。為此，近衛在11月3日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把對國民黨政府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以“***同防***”，“建設東亞新秩序”等口號向國民黨誘降。1938年12月，與蔣介石對立的汪精衛逃到日本，12月22日，近衛又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著名的“近衛三原則”，即“親善友好、***同防***、經濟合作”。近衛以“事態進入新階段”為由，於1939年1月4日提出總辭職。對於他的辭職既可以說是由於他被人嫌棄，也可以說是因為他本人感到領導能力已經到了極限，或者說是不負責任地不幹了。被壹般民眾期待打破沈悶政治氣氛的第壹次近衛內閣沒有完全燃燒就熄滅了，辭去首相的近衛和新任首相平沼騏壹郎對調了位子，擔任樞密院議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