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蕃誌的宋趙汝適撰
汝適始末無考，惟據《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為岐王仲忽之元孫，安康郡王士說之曾孫，銀青光祿大夫不柔之孫，善待之子，出於簡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此書乃其提舉福建路市舶時所作，於時宋已南渡，諸蕃惟市舶僅通，故所言皆海國之事。《宋史·外國列傳》實引用之。核其敘次事類，歲月皆合。但《宋史》詳事跡而略於風土、物產，此則詳風土、物產而略於事跡。蓋壹則史傳，壹則雜誌，體各有宜，不以偏舉為病也。所列諸國，“賓瞳龍”史作“賓同隴”，“登流眉”史作“丹流眉”，“阿婆羅拔”史作“阿蒲羅拔”，“麻逸”史作“摩逸”。蓋譯語對音，本無定字。龍、隴，三聲之通。登、丹，蒲、婆，麻、摩，雙聲之轉。呼有輕重，故文有異同。無由核其是非，今亦各仍其舊。惟南宋僻處臨安，海道所通，東南為近。誌中乃兼載大秦天竺諸國，似乎隔越西域，未必親睹其人。然考《冊府元龜》，載唐時祅教稱大秦寺，《桯史》所記廣州海獠，即其種類。又法顯《佛國記》載陸行至天竺，附啇舶還晉。知二國皆轉海可通，故汝適得於福州見其市易。然則是書所記，皆得諸見聞，親為詢訪。宜其敘述詳核，為史家之所依據矣。
《諸蕃誌》作為中外關系上的壹部重要著作，在十九世紀末期就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註。首先對這本書表現出興趣的是德國漢學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夏德於1870年來華，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曾先後在廈門、上海、鎮江、重慶等地的海關任職，直至1897年辭職回國。夏德在華期間潛心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國古代史，著有《中國與羅馬人的東方》（有朱傑勤節譯本，改名《大秦國全錄》，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中國古代的海上交通》、《中國藝術中的外來影響》等多部著作。由於他的突出成就，曾被選為1886—1887年度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長。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建立於1823年，總部在倫敦，其後在亞洲各地建立分會，中國分會（設在上海）建立於1858年，其後壹直運行到1951年，是近代在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漢學研究機構，其會長在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由英美人士擔任，夏德作為壹個德國人能夠出任此職，足以說明他的學術成就。另外壹個能夠說明他學術影響力的事實是，190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設首個漢學講座，即於次年聘請夏德為第壹任教授。夏德在哥大壹幹就是十五年，其間出版了具有廣泛影響的《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國古代史》，在1917年離美還鄉之前還參加了胡適的博士論文答辯。夏德在1890年左右著手《諸蕃誌》的翻譯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在翻完幾段後就停止了。
在夏德之後對《諸蕃誌》產生興趣的是美國外交官漢學家柔克義（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柔克義於1884年來華，長期在中國任職，並於1905—1909年出任美國駐華公使。在華期間，他先是對中國的邊疆地理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曾獨自壹人兩次進入西藏地區考察，並根據考察所得陸續出版了《喇嘛之國》和《1891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記》，這兩部著作大大增加了西方讀者對蒙古、西藏的了解。進入二十世紀後，他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了中外關系，陸續發表了《十五世紀至1895年間的中朝交通》和《中國朝廷上的外交覲見》等論著；1900年他還將《魯布魯克東行記》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十三世紀時法國人魯布魯克（WilliamofRubruck）受路易九世派遣出使中國，留下了中世紀外國人對中國的珍貴記錄。《諸蕃誌》同樣出現在十三世紀，它是當時中國人對外國的認識，其價值可想而知，柔克義想把它譯成英文，是非常自然的。
1904年，當夏德聽說柔克義想把《諸蕃誌》翻譯成英文的消息後，立刻與他取得了聯系，於是兩位大漢學家聯手展開了翻譯。《諸蕃誌》部頭並不大，但翻譯工作卻歷時六年才告完成。為什麽會花這麽長時間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兩人都無法全身心地投入這壹工作，夏德要教書，而柔克義作為駐華公使有大量的公務要處理，1909年後他又被調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學術研究工作只能擠業余時間進行。從兩人的通信可以看出他們的合作方式是這樣的：夏德先翻譯壹個初稿，然後寄給柔克義進行修訂並做註解，最後再由柔克義撰寫壹篇導言。
翻譯此書難度很大，而撰寫註釋和導言則更需功力。在洋洋萬言的導言中，柔克義回顧了自古代至十二世紀的中外關系史，其中不僅引用了中國的正史材料，還使用了古希臘、阿拉伯和歐洲中世紀的大量文獻。這種紮實的文獻工夫也體現在註釋中，柔克義在解釋《諸蕃誌》中出現的國家和物品時，將中文文獻和德文、法文、英文文獻進行對照，互相發明。在這壹工作中，夏德也給予了積極的幫助，夏德在來中國之前曾在多所德國著名大學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而比較語文學正是德國人最為擅長的學術研究方法。
這樣壹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完成後，出版卻成了問題。柔克義和夏德希望這本書能以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特別是專家的面前，因為只有這樣才便於人們判斷和檢驗他們翻譯和註解的正確與否。可是當時美國國內沒有壹家出版社能夠排印漢字，他們不得不在別的地方想辦法，作為駐俄大使的柔克義最終找到了聖彼得堡的皇家科學院印刷所，全書於1911年9月印刷完成。此後不久，柔克義離開了俄羅斯，出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
譯本出版時在標題上做了壹些改變，為的是讓西方讀者更為壹目了然，其英文標題為ChauJu-kua：HisWorkontheChineseandArabTradeintheTwelfthandThirteenthCenturies，EntitledChu-fan-chi（《趙汝適：他關於十二和十三世紀中國和阿拉伯貿易的著作，名為〈諸蕃誌〉》）。兩位漢學家對這樣壹本專業性很強的書之讀者反應沒有抱過高的期望，覺得頂多只會在漢學研究的小圈子裏產生壹些影響，沒想到結果卻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1912年12月29日《紐約時報》周末書評版用了近壹版的篇幅來介紹這本書的內容，給予兩位譯者以非常高的評價，在談到柔克義時，文章指出，“他是憑借業務能力而不是政治背景被任命為駐外大使的，這可以算是美國國務院有史以來第壹遭”。這裏顯然不無調侃的味道，但只限於美國政治。就柔克義而言，他完全夠得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個古老的標準。
這部集翻譯與研究於壹體的重要著作出版後，很快也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關註。1930年代，著名中外關系史學者馮承鈞在為《諸蕃誌》進行校註時就大量吸收了這本書的成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民元德國學者FriedrichHirth與美國學者W.W.Rockhill曾將是編迻譯，並為註釋，……博采西方撰述，註釋頗為豐贍，然亦不乏訛誤，今采其精華，正其訛誤，補其闕佚，凡標明譯註者，或是全錄其文，或是節取其說，間有其說創自譯註，而在本書中變更抑或補充者，則不標譯註二字，非敢掠美，恐有訛誤，不願他人負己責也，計所采譯註之文十之五六，餘則采近二十余年諸家考證之成績，間亦自出新說者，然無多也。”所謂“近二十余年諸家考證之成績”，主要是指法國大漢學家伯希和（PaulPelliot）對南海史地的研究。試舉兩例以明之。《諸蕃誌》原文記弼琶啰國壹種野獸道：“獸名徂蠟，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後低三尺，頸高向上，皮厚壹寸。”其後的註是這樣寫的：“譯註，按giraffe波斯語名zurnapa，阿剌壁語名zarafa，《瀛涯勝覽》阿丹（Aden）條名麒麟，蓋Somali語giri之對音，《星槎勝覽》天方（Mekka）條名祖剌法，則為此徂蠟之同名異譯，並本阿剌壁語。參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壹二七至壹三壹頁，最古之著錄見《續博物誌》卷十，‘撥拔力國有異獸名駝牛，皮似豹，蹄類牛，無峰，頸長九尺，身高壹丈余’。此經伯希和檢出。”這種野獸就是我們今天通常說的長頸鹿。又《諸蕃誌》中記錄了壹個“城方壹千余裏”的茶弼沙國，對此馮承鈞寫道：“譯註，此茶弼沙顯為阿剌壁人故事相傳西方日沒之Djabulsa，Djabirso，Djaborso城，《三才圖會》有茶弼沙人禮拜日沒之圖。伯希和說，茶弼沙並見記《古滇說》，《島夷誌略》卷末著錄，參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九卷六六三頁。”伯希和是馮承鈞留學法國時的老師，他的很多研究“四裔之學”的重要成果都被馮承鈞陸續譯成了中文，其中壹些收入了《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正續四編之中。馮承鈞除法文外，還通曉英文、梵文、蒙古文、吐火羅文等多種文字，著譯等身，是民國時代首屈壹指的中外交通史專家。他的作品解放後不斷地被重印，其中《諸蕃誌校註》有中華書局1956年的新版本。
中外關系史是壹個難度很大的研究領域，需要掌握中文和多種外文資料才能做好。在柔克義、夏德之前，中國古代學者如李調元也曾給《諸蕃誌》做過註釋，但由於條件所限，只能在中國文獻內部做文章，難以深入。近代以來德、美、法等國學者的加入使外文文獻的佐證作用大大地彰顯出來，補充了中國學者的不足。馮承鈞的貢獻主要不在於發掘更多的新材料，而是利用自己過人的中外文能力將前人的成果加以吸收和整合，與時俱進，踵事增華，使《諸蕃誌》的註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正是在他的手中，這項跨國工程獲得了堪稱完美的結局。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條雲：“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鑒》、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壹生精力為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所言極是。而從現在的情形看去，有些書簡直非多國多人聯手合作為之不可，地球是個村子，有不少事情須結為互助組，通力合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