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怎樣處理通奸罪的？宋朝法律制度簡介
宋朝的立法繼承自《唐律》，規定“諸奸者，徒壹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為革五代刑罰嚴苛之弊，宋朝創設“折杖法”，即在執行刑罰的時候，將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壹律折換成臀杖，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杖後就地配役。
如此，“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通奸罪的“徒壹年半”，折杖後的刑罰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後釋放。
對通奸罪，宋 *** 又創造性地立法規定“奸從夫捕”，什麽意思？即妻子與別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見為準，這壹立法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在強調夫權，實際上則是對婚姻家庭與妻子權利的保護，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誣告。
我們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比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認為通奸罪是屬於“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綠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閑事了。
也許我們可以用南宋判詞輯錄《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的壹個判例來說明：
大約宋理宗時，廣南西路臨桂縣的教書先生黃漸，因生活清貧，帶著妻子阿朱寄居於永福縣陶岑家中，給陶家當私塾先生，借以養家糊口，有壹個叫做妙成的和尚，與陶岑常有來往，不知何故跟黃妻阿朱勾搭上了，後來便有人到縣衙門告發，稱和尚妙成與阿朱通奸，縣衙的糊塗判官不問三七二十壹，將妙成、陶岑、黃漸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於杖責，發配充軍，這壹判決，於法無據，與理不合，顯然就是胡鬧。
黃漸不服，到州法院上訴，主審法官範西堂推翻了壹審判決，根據“奸從夫捕”的立法意旨，尊重黃漸的意願，讓他領回妻子，離開永福縣。
和尚妙成身為出家人，卻犯下通奸罪，罪加壹等（《宋刑統》規定，“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壹等。”），“押下靈川交管”，押送到靈川縣牢營服役，壹審判官張陰、劉松則罰杖壹百。
範西堂是壹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通過這壹判決，申明了壹條立法原則：“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儻拂乎情，違乎理，不可以為法於後世矣。”
國家立法，必須順乎情理，否則法律便有可能成為惡法，具體到通奸的行為，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確實是有傷風化、為人不齒的醜行，但是，如果男女間壹有曖昧之事，不管當丈夫的願不願意告官，便被人檢舉，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則難免“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
因此，範西堂認為，對通奸罪的立法，不能不以“奸從夫捕”加以補救，將通奸罪限定為“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濫用。
元朝開始尚沿用“奸從夫捕”的司法慣例，但在大德七年，元廷便廢除了“奸從夫捕”的舊法，原因是當時壹個叫鄭鐵柯的官員發現，民間有男人“縱妻為娼，各路城邑，爭相仿效，此風甚為不美”，“蓋因奸從夫捕之條，所以為之不憚”。
鄭鐵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卻又無可奈何，因為按照法律，通奸屬於“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官員不能主動出馬捉奸，如果廢除“奸從夫捕”之法，要求“四鄰舉覺”，則小民“自然知畏，不敢輕犯”，元廷采納了鄭鐵柯的建議，頒下新法：今後四鄰若發現有人通奸，準許捉奸，“許諸人首捉到官，取問明白”，本夫、奸婦、奸夫同杖八十七下，並強制本夫與奸婦離婚，如此壹來，人民群眾心底的“捉奸精神”壹下子就被激發出來，南宋法官範西堂擔心的“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景象，宣告來臨。